分别而言，如上两节所述，所谓心函性是指固有仁义之心或仁义之本心，而且即此仅生发其用即心思，强调思从仁义而生，而其思之所得亦仅为仁义。
这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对应的是汉语的无为而治,重农学派先驱希卢艾特说：中国的哲学家孔子的著作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听从自然的吩咐，自然就能以其自身之力让事务运行。不过，他在晚年倒是作了补记。
[2]270 启蒙运动张扬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哲学，有其历史的机缘。当时欧洲思想界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有明显的中国成分，他被论敌杜林讥讽为中国人式的博学[27]510,或许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这一点。谢林更是倡导在哲学上使全世界中国化 [24]150,费尔巴哈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论证同情心是首要的最重要的德行。杜威和罗素是20世纪上半叶最具世界影响的哲学家，他们把中国哲学作为救治西方文明的药方。[12]114其实，这话出自《孟子》。
这不仅肯定了中国哲学具有救治西方现代人生观的价值，而且肯定了它是建设人类理想生活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他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指出：如果黑格尔说，中国占主导地位的规定性是‘有,印度占主导地位的规定性是‘无等等，那么，绝对的批判就会‘十足地附和黑格尔，并把现时代的特性归结为‘非规定性这个逻辑范畴，并且会更加十足地把‘非规定性同‘有和‘无一样列入思辨逻辑的第一章，即列入关于‘质的第一章。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
上引《颜氏家训》则明言所举诸人好经术、不徒讲说，是其亦讲经疏解，正如公认的玄学宗师王弼、何晏、向秀、郭象等各有经注之作一样。因此，尽管玄学从出发点到根本问题确应归属儒学，却也不必把玄学流衍的各种观点一并包括在内。作为指导统治的理论依据，儒经大义及其待发之覆与形势递变同学术、思想领域的事态相互激荡，使魏晋南北朝的经学全无衰落的灰败而是精彩纷呈。本文前面所述，应可表明其说碍难成立。
这也可见有关研究亟待破除成见，深入总结以往思想史研究的得失，尤其是要重新梳理大量记载所示现象的内在联系，方能准确评估魏晋以来儒学演化的态势及其在中古思想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礼敬之清，非用礼之所济也。
结合前文所述学童读经之况，恐怕这正是由于它们长期作为小学教材，普及程度相对较高的缘故。由此即可直观地看出《五经正义》和后续四经注疏之所承。魏晋谈玄各家所以聚焦于道，核心就是重新讨论这套名教体系背后的圣人之义和天道本原，并因他们都借《易》理和老、庄学说，修正盛行于世有类神学的天道观，以抽象形上、以无涵有的自然之道诠释圣人所说名教的终极本原，于是也就有了名教与自然这个公认的玄学根本命题。尽管也有持论相对中允的讨论，但整个20世纪，学界对魏晋至隋唐经学、儒学演变大势的勾勒，仍可说是以衰落说为基调润色而成的。
刘师培持论与之不同，1905年其撰《经学教科书》第1册，以第9—15课分论两汉群经之传授，第16—22课分论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经学之况。当此之时，人们力欲正本清源，为澄清名教的合理内涵而深究圣人本意，为明其崇本息末、内圣外王之义而援老、庄之所说。可见魏晋南北朝历次禅代虽牵动相关经文的诠释态势而生纷歧，然以晋唐《论语》学本身而言，何晏等所释显然仍因其合乎学理多得认同，即便被南北儒生订补充实，亦属其影响甚大得以汇聚诸家之说而不断发展的体现。凡此足见王、何、嵇、阮、向、郭诸人，皆有鉴其时名教失本之弊，力欲使之真正合乎圣人本意和万物至理。
对名教背后圣人之义和天道本原的辨析追寻，在汉魏以来的思想学术图谱中，无疑属于典型的经学前沿问题讨论，同时也与先秦以来道家认为王者制作乃失道而后德之类的立论合拍。上举诸例多为民间自发现象，也表明儒学常识化进程不仅是当局立之于官学、诱之以利禄的产物，而且是朝野持续互动，整套华夏秩序与特定意识形态交相推进、演化的结果，故对全社会均有错综深远的影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总数约200件的敦煌儒经残卷中，有近10%为六朝写本。家人觉其聪敏，遂令从师，受《春秋》《诗》《礼》于中山王保安。
经几代学者反复切割界定的玄学研究，在揭示其哲学突破和思想解放的内涵上精彩纷呈，但在玄学究竟为什么兴起及其对汉儒的继承与发展上，却往往仅就儒道兼综等玄学派生问题理其渊源，而忽视了人们何以要关注老、庄，以及何以要开掘多种思想资源来追寻解决的根本问题，也就多少有些脱离历史实际。这些状态透露的儒学常识化之要，是儒经及其所重理念和知识成为启蒙教育及小学所习的基干内容，故读书人自幼例须诵经，非读书人也多少熟悉、认同其中的普适部分，其他如天地人间等各种知识也都被不同程度地溯源和筑基于此，从而使儒学成为解释其他知识的一种基础性知识，也就罔论其无所不在的指导作用和影响了。驰骋烦言，以紊彝叙，成俗，而不知变，此学者之蔽也。关键词：魏晋南北朝 儒学 经学 玄学 一、重新审视魏晋南北朝儒学衰落说 魏晋南北朝儒学衰落，是中国现代史学兴起以后思想史领域的一大问题。晋武帝所立五经博士19人，学界认为其多承曹魏而来，荀崧列举的各家，除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尹更始《春秋穀梁传章句》属今文家外，其余皆古文家。不过当时据改《尧曰》释义的恐怕只是部分经师，因为从萧梁皇侃《论语义疏》到唐宋官本《论语注疏》，仍皆取本《论语集解》。
摘 要：20世纪初形成的魏晋南北朝儒学衰落说不能成立。而诸玄学代表人物所以其语玄远而所说痛切，也无非独尊儒术至于东汉以来，前贤不懈建立和神圣化的名教和天道均已凸显严重的问题。
再就其质而言，仅魏晋时期即有《易》之王弼注阐明义理，自标新学，一改以往《易》学的象数传统。意即圣人所崇仁德礼义的淳厚清正，是以无形无名的自然之道为本才达到的，若舍此本原，徒按一般说教或人格化天道意志为之，则必好恶争竞而邪乱丛生。
由于律令在法律上明确了基本国策和各项制度，因而陈、瞿二先生所论魏晋以来以律令为主体的法律儒家化进程，实际也就是政治和制度各方面继汉之势的进一步儒家化，从而全面推进儒学向整套王朝体制的渗透。玄也者，取乎幽冥之所出也。
又如北魏后期武邑人刘兰： 年三十余，始入小学，书《急就篇》。即便出身一般，凡好学深思者多年沉浸于儒经，学问成后无论厌爱，均不愿陈陈相因而欲进取开拓，难道不是古今皆然之理？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述其时学尚有别于两汉之专经，文曰： 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首先，除何休《公羊传解诂》属今文经学，范宁《穀梁传集解》可算今、古参半外，其余各经从经本到疏解皆属古文经学系统，是为魏晋以来经学发展以此为主流的写照。当然现代学者也有自己的执着和问题。
其余如礼学自魏晋以来甚为朝野所重，几成为六艺之首，除郑玄三礼注常为正宗外，王肃三礼解及各家《丧服传》等又标新立异与之争锋，尤其结合实际阐其幽微的各种礼论已蔚为大观。如果说玄学尤为令人激赏的话，那也是其关注的儒学与现实问题至为重要，好以四方奇文异训阐释《易》及老、庄的形上之道，又甚讲求名理，思辨更为发达且又情感饱满之故。
显然也是借老、庄所说，以阐名教失本适足以为矫伪饰恶之具。而王充6岁入馆习书、数，再习《论语》《尚书》的年龄仅为8岁，可见其确在幼童时已诵习儒经。
又如敦煌文书中数量最多的家训类蒙书——唐人所撰《太公家教》，P. 2564文书存其序文，明确交代此书宗旨为讨论坟典，简择诗书，依经傍史，约礼时宜，为书一卷，助诱童儿，流传万代。结果是持汉学衰即经学衰逻辑的魏晋南北朝儒学衰落说占了上风，各种哲学史、思想史著述的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基本皆略于儒学而突出玄学及佛、道等动态。
行义之正，非用义之所成也。魏晋南北朝玄学各家虽立场、观点、方法多端，妙旨奥义各有不同，讨论重心之递嬗或阶段性表现常你中有我，其况复杂，但就基本共性而言，玄学归根到底仍是一批学术精英对两汉定型并趋于常识化的儒学体系，尤其是对据此建构的名教秩序所蕴问题的探讨，其首要问题是要深究名教背后的圣人真义和终极本原，旨归在于批判、纠正名教秩序的失本异化之弊，由此兼采道家、名家等说，重新阐解儒经之义，扩展至天地万物之理及其应如何认识等种种问题。其时儒生真可谓志虑忠纯而生机蓬勃、锐气逼人。其典型如曹魏钟会曾为母作传，自述幼少时之课业曰： 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
但此时儒学发展、发挥最多的自然不是这类言论，而是极尽强调纲常秩序并将之体系化而归为天道的内容，两者内在是冲突的。《庄子·外物》儒以诗礼而发冢，郭注曰：诗礼者，先王之陈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为奸，则迹不足恃也。
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这段记载的主要问题，是为衬托荒乱之际数公守志弥敦之可贵，夸大了曹魏儒学的凋零景象。
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其中合乎史实的部分，无非大乱历劫之余重建太学之不易，朝廷用人亦不重醇儒。
